一、“犯意引诱”的具体含义

　　由于毒品犯罪的隐秘性强，案件侦破难度大，为了获取线索，侦查机关经常会派出特情人员，混入毒友圈子搜集信息;或是让特情人员去引诱吸毒或者有贩毒前科的人员铤而走险，实施贩卖、运输毒品犯罪;还有一些毒品案件中，侦查机关设局，由特情冒充毒品买家或者卖家，引诱犯罪分子与之交易，而侦查机关全程控制毒品的交易过程。这类情况，就是普通百姓常说的“钓鱼执法”。但这与一般的钓鱼执法不同，用专业的法律术语来说，这类行为就是毒品犯罪中的“犯意引诱”和“数量引诱”。

　　对于“犯意引诱”，《大连会议纪要》是这样定义的：“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，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，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，属于犯意引诱。”

　　对具有犯意引诱情形的被告人，应认定构成相应的毒品犯罪。

　　二、“犯意引诱”对量刑的影响

　　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，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。综合考虑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，以及犯意引诱的特殊情况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大连会议纪要》中明确规定，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，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：

　　(1)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，采取特情贴靠、接洽而破获的案件，不存在犯罪引诱，应当依法处理。

　　(2)对因“犯意引诱”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，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，应当依法从轻处罚，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，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，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，即“双套引诱”下实施毒品犯罪的，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。

　　(3)对不能排除“犯意引诱”的案件，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，要留有余地。

　　(4)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，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。

　　三、认定“犯意引诱”情节的证据要求

　　认定毒品犯罪中是否存在“犯意引诱”问题时，应从被告人的犯罪动机、经济能力、吸毒前科及特情介入的时间点等多方面事实进行综合考量判断，在案证据足以印证存在“犯意引诱”情节的，应当依法认定并对被告人从轻处罚。

　　对于证据规格上无法达到“确实、充分”的证明标准，但又不能排除存在“犯意引诱”情节的合理怀疑的，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，在量刑时予以从轻考虑。